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乐府文化推出《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1928—1950》。
这本书由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胡宗刚以一手档案史料为据，完整记述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从1928年创办到1950年终结的22年历程，同时呈现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四川乐山木材试验馆等附属机构的来龙去脉。
《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 受访者 供图
静生生物调查所，今天已鲜有人知。但它的血脉，流淌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的机体里。1928年，秉志、胡先骕等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在北平创办了静生所。但它的源头还要更早——1922年，这几位东南大学教授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南楼腾出两间房，挂上一块木牌，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不拿一分钱工资，靠着一腔热血，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
这项事业的发展来自一笔特殊的资金。1925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催生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1926年起，中基会每年拨给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5万元——相当于此前62年的办公经费，这笔钱成为中国现代生物学事业起步的重要启动资金。
而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诞生则源于一场深情的纪念。1927年，秉志、胡先骕等人联名致信中基会干事长范源廉，力陈在北京设立生物调查所的必要。可惜范源廉不久病逝，因其人格和威望，中基会与尚志学会达成共识，共同组建生物调查所，并以其字“静生”冠名纪念之。其弟、实业家范旭东更是捐出石驸马大街83号的兄长故居作为所址。1928年10月1日，静生生物调查所挂牌成立。
此后十年，是静生所的黄金时代。研究人员从最初寥寥数人增至53人；所址从300平方米的民居迁入文津街3号三层新厦；植物采集团在云南深山绝壁间跋涉，所采新植物占当时云南新植物总数的78%；秦仁昌在丽江完成震动国际学界的蕨类分类系统，被评价“不知疲倦地为中国的科学进步赢得了一个新的位置”。
巅峰时刻是1948年水杉的发现。1945年，郑万钧在四川万县收到一份陌生标本，寄给北平静生所所长胡先骕。胡先骕从所藏1941年《日本植物学杂志》中找到了化石记录——这棵活着的树，竟和千万年前已灭绝的化石完全吻合。1948年两人联名发表论文，国际学界震动，美国媒体说“就像发现了恐龙一样”。这是中国植物学在世界舞台上最夺目的一刻。
然而，战争很快击碎了这一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查封静生所，图书标本尽数被占。秉志因夫人病重滞留上海，他化名翟际潜，蓄须隐居在震旦大学实验室里。在那里，他写下《海绵》一书，借一只低等动物说尽心中事：“海绵之体质，已极端破碎者……各收集其同体同宗之分子，以图复兴。比之人类，则与豪杰志士，奔走流离，率能收拾余烬，振兴其民族者，可以媲美而无愧色。”科学著作中暗藏的家国情怀，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动容。
1945年日军投降，夏纬琨奉命接收静生所，但“院庭荒凉，杂草横生……破坏之惨，同来接收人员莫不叹惜”。清理时发现的跳蚤蚊虫照片、无窗双重门房间等证据显示，静生所曾被日军用于生物武器研究。1950年，静生所并入中国科学院。短短22年，就此落幕。
这本书的作者胡宗刚是庐山植物园的研究馆员。他为了查阅静生所的档案，向植物园领导申请了18年，1997年终于成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他不能复印，只能手抄——4天抄了2万多字。此后6年，即使经费拮据，他依旧辗转全国各地档案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评价：“今胡宗刚先生率先梳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历史，勾勒出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关注。”
静生所虽然只存在了22年。但它培养的人、积累的标本、开创的学科，长成了今天中国生物学的根基。这段被遗忘的历史之所以值得被重新看见，是因为它提醒我们：在最动荡的时代里，依然有人在守护着最纯粹的事物——学问，和做学问的人。正如秉志所言：“因家虽未，学问在我。”
南方+记者 戴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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